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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后翻译理论的发展 [复制链接]

 新中国的建立,为我国翻译理论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局面。一方面,国家重视提高翻译质量,组织优秀的翻译人才翻译或重译外国文学名著;另一方面,加强了翻译理论的建设,50年代初创办的《翻译通讯》成为广大翻译工作者讨论翻译理论和技巧的重要阵地。1954年8月召开的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对我国翻译理论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时担任文化部长的著名作家茅盾在会上做了长篇发言,强调“必须把文学翻译工作提高到艺术创造的水平”。茅盾的发言对文学翻译的特性、翻译的标准、翻译批评和译者的修养等问题做了精辟的论述。从建国初期到80年代初,严复的“信达雅”理论仍在我国翻译理论界占据主导地位。郭沫若先生在1955年答《俄文教学》编辑部的信中指出:“三条件不仅缺一不可,而且是在信达之外,愈雅愈好。”50年代初,傅雷在(高老头·重译本序)中谈到:“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傅雷这一见解,在当时并没有引起翻译界的重视。直到80年代翻译学热起来以后,“神似说”才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60年代中期,钱钟书先生的著名论文《林纤的翻译》发表,标志着我国翻译理论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然而此后不久就爆发了文化革命,“化境说”在20年之后才为翻译界所认识。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文学翻译事业空前繁荣,翻译理论的研究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局限于专家个人的心得体会和经验介绍,而是由封闭走向开放,主动与外国翻译理论接轨,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思想学术,注意吸收周边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逐步向系统化科学化发展。虽然学者们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认识不够统一,但文学翻译学终于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成为我国外语科大学子和研究生的专业课程。This article is automatically posted by WP-AutoPost : WordPress AutoBlog plu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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